吕克·博尔坦斯基：《批判与自我颠覆》（2012）

吕克·博尔坦斯基（右）

批判与自我颠覆

Critique and Self-subversion

受访者：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

采访者：尼古拉·达维（Nicolas Duvoux）

译者：陈荣钢

批判与自我颠覆

Critique and Self-subversion

问

吕克·博尔坦斯基，你是一名社会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的教授，众所周知，在过去几十年里，你领导和参与了许多项目。这次采访让我们有机会反思你最近发表的两部作品。

一部是《不可接受的现实》（Make Reality La Renalite Incept），这部简短的著作在你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合著的文章《主导意识形态的产生》（The Production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再版之际出版，回顾了《社会科学研究学报》（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的创立。

另一本书《论批判》（On Critique）研究了一系列方法和概念，以此重新思考你学术生涯中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之间的联系。第一个阶段是「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那时你加入了布尔迪厄的团队，并成为了最勤勉的研究人员之一。第二个阶段是「社会学的批判」（sociology of critique），标志着「政治与道德社会学小组」（Groupe de sociologie politique et morale）的成立。在这个时期，你重新发明了许多方法来理解「批判」（critique）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

译注：「政治与道德社会学小组」成立于80年代中期，是法国社会高等学院的研究单位。

你在这两本书里试图做什么？是回归批判社会学，还是评估自己已经历经许多阶段的思想旅程？为什么重新出版以前的著作，并回顾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

答

您的问题有几个答案。首先借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一句我非常喜欢的短语：「一种自我颠覆（self-subversion）的倾向」。我有明显的批判倾向——对朋友的批判、自我批判或自我颠覆。我讨厌教条主义（dogmatism）。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教条主义更反对科学和智力活动了。

我们在80年代中期创建了一个小组，其中包括与布尔迪厄一起工作的人，这是一个反教条的转折，而不是政治转向。尽管我们的行为经常被那样误解，但我们并没有试图批判「批判」。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工作引起敌意的部分原因。有些人评价我们的工作，说：「啊，他们放弃批判，他们反对批判，他们过河拆桥，他们已成为自由市场的营销人员，等等。」其他人恰恰相反，说：「这很好！他们已经表明了批判的局限性，我们进入了一个后批判的时代，等等。」这两种反应完全不合适。

我们的问题是社会学。在70年代的创造力之后，它正在与自身正成为的东西做斗争，这是一种教条主义，一种智力上的反复（routine）。我们想重新讨论社会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还有待解决。重要的是要阐明问题，即使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你提到的两本书的状况有所不同。第一部《不可接受的现实》是我为年轻人写的一本书，读者既包括学生，也包括不是学生的年轻人。我想向他们传达自由工作、发明创造、反讽的意义。尤其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我是反讽的的坚定信徒。

我还希望同时重新发表《主导意识形态的产生》。这篇我参与撰写的长文很有趣。我当时创造了一个「接受思想词典」Dictionary of Received Ideas），这是一项相当愉快的任务。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我们目前所处的政治时代，重新发表这篇文章变得有用。

这篇文章分析吉斯卡（Giscard）、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等当代经济学家的文本。一方面，当时被中央集权论者称为「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的东西，仍然深刻地与经济规划、理性和工业化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使用大词来使新自由主义的治理形式简单化。

如果有人想对（前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政治世界做考古研究，那么回到七十年代中期将备受启发。萨科齐政治世界大大扩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时还利用所谓的「共和」言论中打扮自己。

另外我想在个人层面上澄清一下我与布尔迪厄的关系，我们既是不对等的师生，也有着一种真正的友谊。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双向的。

《论批判》有点不同。这是一本理论书。这是我第一次写出一本与研究工作无关的理论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构成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基础理论。我试图建立一个框架，整合「批判社会学」和「社会学的批判」相关的元素。

如果你愿意说这是波普尔派（Popperian），那你就说。上周末，我正为写书重读波普尔的一些文章。但从任何层面上说，我都不是波普尔派。我完全同意科学工作包括建立从特定观点出发的模型，但重要的是不要试图通过将其应用于所有事物——这是教条主义的主因。

但是，可以尝试构建更广泛的框架。先前建立的模型仍然有效，但需要指定有效性范围。简而言之，最令我们担忧的是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因为一方面它伟大，富有洞察力，另一方面沉浸在幻觉中的行动者（actor）极不对称。研究员被视为启发行动者。朗西埃（Rancière）也提出了同样的批评。

结合结构主义和现象学

Combining Structuralism and Phenomenology

问

是的，他在《哲学家及其贫穷》（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中如是说过。你在《论批判》中讨论了「批判社会学」和「社会学的批判」之间的辩论。向「社会学的批判」的转向被解释为放弃了「主宰」的问题化，但《论批判》似乎还谈了一些别的紧要问题。

答

我认为它与另一个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是社会学的核心，并且深深地吸引着布尔迪厄。

在我看来，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确实有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尚未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别人向你描述社会实在时，你可以从把自己想象成刚降生的人。这需要一种全景视角、一种历史叙事，需要对大型实体（entities）和集体（collectivities）的参考。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对国家、社会阶级、组织等概念的法律定义。

有些人会提到结构（structures）。这种观点将倾向于阐明社会实在的稳定性。借用布尔迪厄的说法，「不对称性」（asymmetries）长期存在，行动者改变他们的社会命运，乃至结构时都困难重重。

但是你也可以采用另一种观点，即所谓的「行动者的社会学」，采纳世界上某个沉浸在各种情形（situations）中的行动者的视角。没有人在结构中行动，我们都在决定性情况（determinant situations）下行动。在那里，你不再发现自己面对那些被动地、忍受现实的行动者，而是富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有算计、直觉、欺骗、诚意、能力、行事方式来改变他们的「即刻实在」（immediate reality）。

在我看来，没有人找到一种真正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来结合这两种方法。然而，它们在理解社会实在方面都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尝试用结构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来阐述这个问题。我试图在《胎儿的状况》（La condition foetale）中通过繁殖和堕胎问题阐明这两种方法。我不确定这是否令人满意。

布尔迪厄试图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在研究社会科学之前，他想投身现象学。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化人类学，因为它是由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拉尔夫·林顿（Ralf Linton）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人类学家发展而来的。

我最近重读了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她使用尼采或斯宾格勒的分类方式很奇怪。她的主要想法是，人们可以识别出具有特定特征的文化。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些特征成为「个性」。这些个性会在沉浸于这些文化中的个人身上再现。

鲁斯·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结构，一个循环的结构。正如社会学和统计学所定义的那样，只要知道一个行动者的「文化位置」（cultural location），我们就能知道他的性格，知道这个行动者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会如何反应。

我们反对这一立场，但是我们也避免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避免与文化模式对立，避免脱离现象学而求诸于新古典经济学那种只承认个体的做法。

根据波普尔的模式——今天被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只有「个体」（individual）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并做出自己的选择，无论是微观历史还是经济或政治的宏观历史，历史因果关系都从这些不同动机的集合中衍生出来，而这些动机以没有解释的方式发生。

在这个只看到个体的模型中，不把意向性赋予非个人的实体。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理的。社会团体——例如政治团体或社会阶级——不能成为行动的主语。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模式的一个问题，它不能解释宏观的社会学实体。

行动者如果不发明机构和集体实体，就无法构建社会实在。他们知道，这些机构和集体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构的，但他们仍然需要这些机构和集体实体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

我们处理行动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次超经验性的转变。我们从「盎格鲁—撒克逊实用主义」（Anglo-Saxon pragmatism）潮流中汲取灵感。在与布尔迪厄的合作中，这些潮流已经被认识到了。

例如，我们读奥斯汀，因为许多作家都和分析哲学有关联。我们非常熟悉「交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m）和戈夫曼的作品。与布尔迪厄的团队相比，我们采用了更激进的方法。我们的目的是发展一种实证的批判社会学。

为此，我们选择「争端」（disputes）作为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正是通过争端，行动者才显示出他们的批判能力。我们希望尽可能精确地对争端进行实地研究，从不确定的角度来处理争端。

换句话说，我们以「对称」的方式考虑了在这场争论中提出的所有论点。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受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当时的科学人类学影响。

对于新的科学人类学来说，人们不能通过假设「巴斯德是对的，他的对手是错的」来研究巴斯德式危机，而是要像面对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一样，同等对待和描述，不能追本溯源地预设理论胜利的一方。

我们在思考争端时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我们考虑到公司办公室中发生的重大争端或细小纠纷，仔细研究行为者的核心能力，目的是根据行动者自身的关键经验重建一种类似于杜威的批判理论。

社会阶级的形成和瓦解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Social Classes

问

我们将回归「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问题，这是《论批判》的核心，因为你对制度的思考与不确定性概念有关。

首先，「社会阶级」这个社会结构在你的两本书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本质上，你对近几十年历史变化的思考主要表明，我们正见证实体的衰落。一种「准消失」正在发生，而这些实体在三十年前被认为是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事。

这一切具有政治后果，既影响意识形态的形成方式，也影响社会学本身的形成方式。

你在《论批判》中说，我不确定「回归」是不是最好的词。寻找一种重新表达，完全与我们身处世界中是否存在社会阶级有关。我们是不是只能估量，社会阶级已经几乎消失了，成为国家机器中的结构化实体？抑或，你注意到行动者利用社会阶级形式的复兴摆脱他们狭隘的个人主义？

答

我只想指出一件事：学术研究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不一样。80年代中期，我们认为社会阶级「不再相关」，而非我们认为它不再是有趣的研究领域。

当作者彻底处理完一个问题，就必须转入下一个问题，写小说也是如此。举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在巴塔耶之后，写情色文学不再有趣了，因为巴塔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时你必须转入其他主题。研究也是一样。

尤其在布尔迪厄的《区分》（Distinction）出版后，我们这代人已经难以依赖「惯习的」概念对社会阶级作出什么开创新的分析。《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lass）的英文译者曾告诉我，他发现「惯习」（habitus）一词很难翻译。我告诉他：「别担心，《阶级的形成》里没有这个词。」

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其他事情产生兴趣至关重要。《阶级的形成》的确是一本关于社会阶级形成的书，但研究进路是探索它的政治起源。

我应该补充一点，这一转变发生在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当选之后，法国社会党掌权的历史时刻。我们都天真地以为，某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理所当然的。同样，我们也天真地以为摆脱了那些因资本家、不平等和统治造成的重复的乏味工作。

对左派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乐观的时期，即使事后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错了。

回到「社会阶级」——正如你所知，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一方面，它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面向阶级消失的规范视野。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受剥削或受支配的社会阶级的描述主要是负面的。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它试图以斗争为目的将你武装起来，因为如果你只是用消极的方式进行描述，你就不能以斗争为目的武装他们。

这是共产党的惯例。你必须表明无产阶级多么贫穷、悲惨和受压迫，但同时你必须表明无产阶级敢于反抗，有支撑自己尊严的价值观。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在英国和美国都没有发生过。

法国「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成立后的1936年，福利国家建成了。战后几年，法国建立了一种试图将社会阶级融入政治秩序代表的政治体系，使他们「正式化」，并让他们在政治集体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法国「人民阵线」（1936）

在此之前的法国，「集体」依照卢梭主义者的术语来构想，亦即由「纯粹的」公民组成，不提他们的礼仪或利益——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将被定义为「没有品质的人」（「men without qualities」）。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思路，保留了社会阶级的关键面向和他们的部分对抗性。

提到「社会阶级」变得复杂的原因还在于，这同时是一个用来描述福利国家机构的概念。

社会阶级也被纳入行动者的心理范畴。80年代早期，劳伦·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和我写了一篇题为《在社会空间寻找道路》（Finding One’s Way in Social Space）的研究报告。我们向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成立于福利制建成后的1946年）展示了「社会职业」在行动者的认知范畴中具有同等地位。社会职业是定义身份和识别他人的工具。

观看70年代克洛德·苏台（Claude Sautet）的电影时，你会发现它们是「布尔迪厄之光」，有特定环境、特定个性的人，因为他们属于这些环境或社会阶级。

克洛德·苏台《生活琐事》（1970）

80年代社会学界的人们表示，这些事情已经建立，我们将考虑其他事情。这并不是说他们错了，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去理解人们如何构建这些范畴，如何拥有其他范畴。尤其要理解因社会阶级的一致性被破坏而导致的失调现象，因为这些阶级通过市场与工作、分类系统、学校、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关系被建立起来。

尽管如此，塑造社会世界的深刻变化却被忽视了。还有另一种现象，与资本主义和政治的变化有关。这种变化摧毁了社会阶级概念中隐含的批判力量，也摧毁了它作为掌握政治世界的工具的制度特征。

用稍微复杂的术语来说，我在《阶级的形成》中研究的东西，是50年代建立起的一道异常严格的界线，它横亘在劳工运动/劳工世界和其他一切中间。50年代是这道界线强化之时。

其他人都被称为「干部」（cadres，经理[managers]），这个词把在精英学校接受过教育的工头和成为公司雇员的伟大实业家聚集在一起，并使这个由属于同一实体但无法描述这个实体的人组成的集合成为「实在」。在这个实体中，没有人有相同的「惯习」。

当时，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必要的。但在80年代，更确切地说是在1989年共产主义破产、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构成威胁以后，这一界线瓦解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了「经理」这一范畴的上升和下降。这个范畴乎不再有必要。「工人」（worker）已被「操作员」（operator）取代。如今，有操作员和「高管」（executives）或「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s）。

在我看来，目前的大趋势是一个鸿沟正在裂开，这是将「高管」和其他人分开的鸿沟，简言之就是富人和社会上层和其他人的隔离。原因在于，人们不再需要控制工人阶级，他们已经失去了，不再被视为威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瓦解。